严歌苓: 翻手苍凉 覆手繁华(组图

  •   一袭黑底白点连衣裙,一条宽腰带束出腰身,一双黑色丁字高跟鞋,站姿挺拔。严歌苓的新书《老师好美》发布会现场,仅能容纳百人的屋里挤进了约500人。

      读者们抱着书,在空调很足的书店里汗流浃背。严歌苓出现的时候,带出一串女生们的窃窃私语“她好美好美”。

      严歌苓在拥挤的人群中,安静地看着读者,遇到目光相对,她定会报以一个眼神明澈干净的笑容,这一笑瞬间荡漾起读者脸上的一抹笑容。

      严歌苓说自己是个“谨慎”的人,但是作为小说家反而非常大胆,这是她独特的写作方式。“在小说中,我会诚实地加入自己的想法。但是一旦让我写散文,我就会我的读者,严歌苓就是严歌苓,很多话人家就会说那是严歌苓说的,不会说那是严歌苓的人物说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‘狡猾’地要写小说。”她说完,停顿一下,又“狡猾”一笑。

      在《归来》热映1个月后,严歌苓携新书《老师好美》从的旅居生活中归来,在和上海为新书做推介。她身后巨大的投影上写着:“亲爱的读者,你在吗?”

      严歌苓同华语电影圈已经打了20年交道,可是,她却越来越“纠结”于编剧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。但是,每隔几年,总会有一部署着“编剧严歌苓”的电影或者电视剧上映,“原创剧本我还会写,但是让我再改就不要了。”在严歌苓看来,长篇小说有多重意义,“不管哪重意义点燃(导演)他的创作,拍出来的电影好看,我当然没什么意见。”而剧本从一开始的主体思与现在差不多,只是一些细节上有改变。

      “歌苓很大气,对于文中需要删除的部分不,给予理解。她对他人尊重,并没因名气愈来愈大而耍大牌,有着非常好的合作。”张艺谋的文学策划周晓枫与严歌苓相识近10年,“她聪明,但不精明。”严歌苓对待写作不讨巧、对待友人有加,“就连相貌也与10年前别无他异。”周晓枫认为,当下许多人都追新求变,而严歌苓的多年不变使她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力量、内心更有定力。

      电影《归来》上映后,兄长严歌平主动给严歌苓打了电话,告诉她有两个网站对电影《归来》有的文章。

      “面对怕什么?不要放心上。”放下哥哥的电话,严歌苓依然我行我素,不断将笔下的人物赋予生命,在纷杂世界中不羁地呈现。

      在国外旅居近20年的严歌苓,一直在海外华人电影圈游弋。《少女小渔》和《》,一个新移民的故事和一个知青的故事,两部作品在海外反响颇大。直到新世纪之后,严歌苓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影视圈,《梅兰芳》《金陵十三钗》乃至如今的《归来》,她的作品已经是许多国内导演眼中的“富矿”。 严歌苓认为,影视终究会反哺文学,“电影一旦上映,读者群马上就扩大了,影视观众会变成我的小说读者,这未尝不是个推广纯文学的子。”

      2011年,严歌苓在开会,将《陆犯焉识》拿给严歌平。在之后的3年间,二人没有单独的时间就这部小说交流过,直至《归来》上映。

      “歌苓写小说很用功。”严歌平说,她写《陆犯焉识》,花了很多精力去体验生活,跟干部开座谈会,多次去西宁农场实地采访,找到了当年以西北农场为原型、以时代背景为主线的《夹皮沟纪事》天津作者杨显惠,找很多关系了解这种故事;她写《妈阁是座城》,就到澳门去赌博;她写《小姨多鹤》,3次去日本寻找贴切的“多鹤”。看到老年的日本女人跪在地上放好茶和食品,端了茶退着走出去,这个形态让她想到小姨多鹤,“我写这个人的倔强和温柔以及她的,都是我在日本呆了三次找到的。”

      2004年,严歌苓随丈夫劳伦斯远赴非洲尼日尔。在那里,严歌苓过上了作家加非洲农民的生活。非洲洪荒的感觉、原始的生活状态刺激了她的想象力,非洲男人的懒惰与女性的柔韧给了她创作的灵感。在非洲期间,她写出了充满中国乡土气息的《第九个寡妇》,获中华读书报“2006年度优秀长篇小说”,被认为是“2006中国文坛最重要的收获之一”。

      曾有人称严歌苓为“现代的张爱玲”。但她认为,自己与张爱玲的相似点除了生于上海、是剖析心灵的女作家、做事讲究做到最好外,并无其他相似。张爱玲的写作局限于上海,而她的脚步遍及亚欧非。严歌苓年轻时曾在工作了8年,父亲晚年在此地定居,现在是她在国内搜集素材的中转站,不断给予她艺术创作的灵感和动力。

      但凡一座大城市,总会混杂着市民们复杂的情感。严歌苓说不仅是她的家,也是她的围城。人都是这样,回来了想出去,想念外面的和稳定,但出去久了却想回来,想念这里的繁华和人情。而且每次回来都能看到令她耳目一新的变化,听到丰富多彩的新故事,因此对的爱就加深一分。这座城市,如同流淌在她血液中的东方传统,不因身在他方而淡漠。

      但由于多年旅居国外,严歌苓认为自己在国外用母语写作会稍感“恐慌”:“虽然我写的是汉字,但英文的影响潜移默化,可能自己并不知晓。所以我的书桌上总摆着一本李商隐诗集,每次写作之前先看几行诗,感受中国文字独有的节奏韵律。”

      在严歌苓看来,中国的文字是最干净、最惜墨如金的,这跟所有的写作都不一样。她认为的著作叙事方式极具“油画式”的立体性,浸润其中数年,自己也多少受到一些影响,“这很想让我用来自己的中文写作,有时候会苦于中文为何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。中文与英文都有自己最精彩的东西,所以有时我也会‘偷’英文中的一些说法放进去。”

      “比如我常举例说‘水汪汪’的大眼睛非常俗气,英文里我看到一个表达,将之形容为‘一双多汁的眼睛’。”严歌苓认为英文有很多可借鉴的东西,这也是自己在国外写作比较得意的地方。

      而在严歌平眼中,妹妹目前的水平已经超出了他的期望值,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看,严歌苓都称得上是最好的作家之一。

      “她在他身边的停顿结束,慢慢沿着走廊往方向走去。因为走得很慢,双手又捧着书,头发还是那样随意地绾在后脑勺,露出细长的脖子,便使得她背影的线条水落石出。”严歌苓在《老师好美》中用一个17岁少年的眼睛写出这样一位高中语文老师。

      故事中,这个名为邵天一的少年,将从最后一排桌椅走到的丁佳心老师,用眼睛“摄制成电影慢镜头”。与此同时,他的同班同学刘畅也在注视着她。

      严歌苓说,7年前她从好友姜文那里听说了这则网络新闻,看了觉得“非常震撼”。为了这个故事,她每年都要去一个高中里去当“卧底”,“看他们上课,跟孩子们聊天、交朋友,网上通信”,想真正了解高中生的生活,“进入他们的语言体系”。

      她花了很长时间“学习他们的语言”,一个孩子让她进入他的网络,“虽然都是中国字,但是我不是完全懂”。逐渐地,严歌苓的心里就有了一种声音,“一个高中生的声音”,写作的时候,这个声音就一直在那儿。

      严歌苓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这个匪夷所思的故事,她发现,高中的学习重压是如此之大,让学生的感情发生了“畸变”。“巨大的压力之下,学生需要母爱,但母亲爱的和他们需要的是不一样的。他们需要理解,需要同情,在老师身上找到的是多重的温柔,是沟通、懂得、同情。”她说。

      她说自己真正想讨论的是,在现在的高考制度之下,“人本身的异化”,“感情裂变出的畸形的东西”。

      她觉得文学不应该是解答生活中的问题,“文学应该使人们去思考生活中的问题,因为每个人都会在思考当中试着去解答,每个人会得出他自己的解答”。

      严歌苓认为,如果文学能把小说家感觉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,把自己的思考再放进去,那就足够了,因为文学这样一种形式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。她相信“文学是的产物。文学如果不是社会的,不是作为社会一个观察家来代表民间表述一些,一些痛苦,文学是不存在的。”

      这位出版了20部长篇小说,20余部中短篇小说的作家说,自己每天都能看到“非常惊心动魄的故事”,而她要做的事,甚至是“淡化它的情节,淡化它的细节,淡化它的戏剧性”,否则人们会觉得“这个作家怎么编出这么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来”。

      而至于编故事,则是严歌苓幼时“最喜欢的事”。小时候,在“四面为书”的家庭里,严歌苓4岁识字,有意识地养成阅读习惯。父亲萧马引导严歌苓阅读鲁迅短篇,母亲要严歌苓看的是《白求恩的故事》,然而这些在还是孩子的严歌苓看来非常无趣。她线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代表作《唐璜》。“那本书有插图、有故事,我一下就被吸引住了。”她笑着说,“只有给了孩子玩具一样的书,孩子才能跟着感觉和兴趣阅读很多。”她说起自己当年读文学经典《红楼梦》,也是挑自己有兴趣的内容看。“像宝玉黛玉别扭了就很好看,而那些什么的我就不爱看。”直到自己在美国教《红楼梦》时,她才第一次把这本巨作彻底读完。

      12岁时,严歌苓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。那时,读书之于严歌苓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。一次无意中,她和另外一位小女兵在一片桃林后的仓库中发现了很多小说。那些早已发霉的图书软得像抹布一样,却令两个女生眼前一亮、爱不释手。“那时的军裤很宽大,我们就把书绑在腿上偷偷带回去。”为了掩人耳目,严歌苓将这些“闲书”的封面撕掉,特意换上了《选集》的皮套,由此开始一段偷书之旅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她接触了对她的一生有特别影响的《拜伦传》。她对那位因为暗恋的女生一句话而一生少吃的“胖瘸子”(拜伦)十分敬佩。“那种铁一般的意志真的很鼓舞我。三十年我每天必须坐在写作台旁,这种内在的自律就是源于这本书。”《拜伦传》在严歌苓心中留下了这样一种:想实现的东西,一定会实现。

      “我认为多读书的人是可以成为作家的。”从最初的模仿到慢慢沉淀自己的风格,读书让严歌苓开始了解作家如何从原始生活中取材。“好故事每天都在上演,但不是每个都值得去写。”严歌苓谈起自己写作素材的选择,透出一股特别的“固执”。“故事背后若没有超越故事的另一种意向,那我就不能动笔。”她也强调,若故事主角本身不能得到自己发自内心的认同,也没有办法下笔。

      严歌苓对写作的“症”还表现在动笔前的准备。今年1月,严歌苓刚出版了一部《妈阁是座城》。为了写好这个故事,她自己跑去澳门花钱下赌、和赌徒聊天,赢了并不惊喜,输了也不失落。“我只是想熟悉赌博,不懂的话根本写不好赌徒。”然而,她坦言自己现在因为剧本写作并不满意自己的写作节奏。尽管自己为《妈阁是座城》也做了不少准备,“但如果是过去,我想我会再娴熟一点,能摸得再准一点。”

      目前正被五家出版社“追赶”的她表示,“由于影视和文学写作之间不断的关系,其实我的从容正在失去,所以我准备捍卫我文学写作的。”

      严歌苓每天花五六个小时写作。在的生活,每天早上起来一杯咖啡,跟丈夫劳伦斯聊一聊,然后就去写作,一直写到下午三四点,去接女儿放学回来。

      长期旅居国外的生活使她了“谋创作力的社会活动”,留给她“大把的时间”,这些时间给了她非常大的思考空间。

      严歌苓曾经多年用铅笔在稿纸上写作,只有《陆犯焉识》和《老师好美》是用电脑写作的。她的书桌上只有电脑,而她也不会把时间花在网络上干扰自己。

      “我把写作当上班。我认真,敬业,生活安静单纯,没有噪音。”她说。“我能在寂寞中得到能量。我很喜欢寂寞,寂寞和孤独是两回事。”她露出微笑。

      “我写个人命运是怎样映照了这一段近代史,我有一种感,我想写,我觉得我这辈子不写我会死,已经到了这种地步。”她说。

      “我觉得,职业作家要做到这一点,你要写什么像什么,要扎扎实实学会一样东西。”

      “人家问你图什么呀,我说我只图所有的功课。假如说这个东西不能出版,但它是我这辈子一定要写的故事,我把它武装到牙齿,一定要把它写出来,写到最好,我想这可能就叫一个职业作家。”她说。

      严歌苓的绝大多数作品被拍成影视作品,她也成为炙手可热的金牌编剧,但她并不认同这个定位。“我是一个作家,编剧只是我的副业。”对于严歌苓来说,写作是“瘾”,已经融入她的生命,就像吃饭睡觉一样,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。

      严歌苓鲜有休息日。“周末还要写作呢,不写就不快乐了。学习这个东西,只要肯吃苦,没什么难的。”严歌苓要求自己凡事要做就做到“登峰造极”,饱含感情才能有不竭的创造力,刻苦学习才能得到知识和学位,深入生活才能写出生动真实的作品,正是这种刚柔并济的性格让她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作家之一。“因为华人在海外比较孤独,所以海外华侨华人会更爱祖籍国、更有感,而且因为距离的关系还可以换个角度看历史。”严歌苓这样看待海外华人写作的优势。

      诺贝尔文学得主莫言是严歌苓在鲁迅文学院的同学,她对莫言拿“一点儿也不吃惊,只为他感到自豪”。有评论称,严歌苓是华人作家中最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的人选,她却对这个“完全不在意”。她说,“人能够关注到中国的意识形态,通过文学懂得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,这才是获诺贝尔最大的胜利。”

      严歌苓常居,她在那里的工作习惯是: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,关手机,写作。这意味着,在比早6或7小时的,每天下午三四点一直到晚上十点十一点,你很难打通严歌苓的电话。若等她空闲下来和你聊天,那感觉大约像在做“午夜热线”。她轻细而饱满的声音,字字珠玑,让你不由得感叹她思维缜密,而电话背景音不时传来的犬吠声、女儿的笑声,又不禁让你释然。

      村上春树说,人生需要各种燃料才能好好燃烧一场,包括和遗憾。严歌苓总说感谢,哪怕有过让自己刻骨亦铭心的经历。

      她又是一朵玫瑰,爱情,认真生活,哪怕风霜扑面,依然敞开胸怀迎接未来。

      “我想我会是你能见到的最勤奋的人。我天生能吃很多苦,这不是很多人能做到的。吃苦带来的苦中作乐才是一种极致的快乐。是勤奋让我赢得了读者和业界的尊重。”严歌苓这样分析她成功的原因。

      1988年,严歌苓初到美国,过着忙碌而辛苦的留学生生活:每天读十四五个小时的书,每天打工4小时来赚取房租,花6个月时间专心学英语。

      除了经历过生活中的,严歌苓在舞蹈和写作方面的刻苦也令人惊讶。为了克服腰腿很硬这种不利条件,她每天早上4点起床,写信的时候也会把一条腿举过头顶绑起来。写作出名后,严歌苓每天依然写作6小时。为了兑现承诺了别人的稿约,“有时候真是勤奋得写到想吐”。

      《陆犯焉识》从50万字删到40万字左右。就在校对审核了两遍之后,严歌苓又给编辑送去了修改稿。书名也依次修改为《浪子》《无期》《陆犯焉识》。“歌苓写文章是难以想象的认真。”担任过严歌苓多部小说的责编这样评价。

      “家里新买了炉子,可以在室外烧烤、炒菜,还可以点篝火。过几日叫朋友来吃饭。”

      “去年在屋前挖了个游泳池,覆着塑料布。从外面看,像极了蔬菜大棚。”“有了游泳池,我们以后不走了。”